栏目七:增长潜力在于优化终端产品结构

  我国终端产品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结构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终端产品的结构变更实际上折射的是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方向。某种意义上说,促进终端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的。

  ——刘世锦

增长潜力在于优化终端产品结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刘世锦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学术论坛暨博智宏观论坛年会”上表现,对照国际发展经验和规律,在2035年之前,我国须在国民消费总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顺应终端产品结构变迁的规律,降低基建、房地产投资,降低食品、衣着类生存型消费支出的占比,,进步国民享受型消费的占比。他建议从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基础需求从重数目向重质量转变等六个角度开释我国经济增长潜力。

  终端产品分析框架的特点及上风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到2035年要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抵触已经转化为国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抵触。”在未来追赶前沿经济体的过程中,如何更正确地把握国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意义重大。

  刘世锦指出,传统GDP核算方法对把握一国经济发展动态做出了贡献,但其固有缺陷在于不能反响出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因此,他建议,可以从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简称GFP)视角出发,通过跨国比较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路径。

  刘世锦先容,GFP概念是在对现有统计体系中的支出法GDP进行重新划分基础上形成的,严格界定为支出法GDP当中不再直接进进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按此定义,GFP具体包含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投资。其中,非生产性投资是指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部分服务业投资。“GFP框架基于支出法GDP框架,但与后者相比,在中长期增长研究方面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上风。一是GFP是发展的终极目的,能够直接反响广义的消费变更及其结构升级过程。二是GFP是出发点和最初的驱动力,能够更好判定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规模、质量和效益动态。三是GFP与不同经济体在竞争上风、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关系不大,因此在国别之间的可比性比生产结构更强。”刘世锦说。

  从终端产品视角***增长潜力

  “我们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对英国和美国这些先发国家、日本和韩国这些后发成功追赶型国家、德国和丹麦这些欧洲模式发达国家和澳大利亚这种资源禀赋丰裕型国家四类范例发达经济体在人均GDP处于14000美元、25000美元和35000美元时对应的GFP结构进行了具体比较。以发达经济体各阶段的样本为基础构建了分阶段的终端产品尺度结构。”刘世锦先容说。

  刘世锦指出,按购置力平价衡量,201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4000美元。在人均GDP处于14000美元这一发展阶段,通过与发达经济体尺度结构的比较,结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特点分析,我们发明我国与相同发展阶段时的尺度结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我国房地产投资占比偏高。世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接近43%,韩国、日本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也分辨达到37%与38%,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则大多处于20%—25%的区间内。从中可以观察到,同属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其房地产投资占比与我国较为相似,均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所独占的挤压式增长有关。

  我国基建投资占比偏高。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基建投资占比偏高,这同样与它们独占的挤压式增长有必定关系。但值得留意的是,在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中,我国基建投资的占比仍明显高于日本和韩国,这是制度因素所造成的扭曲。以往GDP挂帅的考核尺度使“大干快上”成为经济发展的捷径,而基建投资更是作为政府保持高增长速度的主要抓手。

  我国政府对卫生、社保和福利的消费性支出占比偏低。在卫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低于尺度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则偏高,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此类消费性支出不足,居民负担相对过重。在教育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略高于尺度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约为尺度结构的两倍,这说明在相同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和政府对教育都比较重视。社会服务投资方面我国占比偏低,这表明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性支出仍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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